瑞安种植水稻历史悠久。清乾隆《温州府志》有记载：福泉山顶陶隐居尝种白谷于此，其色如玉，因名其地为种玉畦（陶隐居即陶弘景，南朝著名道教思想家、医药学家）。《瑞安市志》也认为，这是瑞安水稻生产良种选育的一个重要例证。

　　汪灏等撰《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》云：《伪越外纪》：稻一年再熟，今浙江温州稻一岁两种，广东又有三种田，地气暖，故也。唐末乾宁二年（895），董昌据越州，史称伪越。可见，唐末，温、瑞一带已有双季间作稻。

　　《宋史》记载：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，帝以江、淮、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，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，分给三路为种，择民田高仰者莳之，盖早稻也，内出种法，命转运使揭榜示民。后又种于玉宸殿，帝与近臣同观。毕刈，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。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，粒差小，不择地而生。这种来自今越南中部的占城早稻，耐旱性强、米质优良，瑞安现仍有种植，俗称京成稻。占城稻的推广，大大提高包括瑞安在内的闽浙地区水稻产量。

　　元代，温瑞一带双季间作稻种植技术已较成熟。长谷真逸在《农田余话》介绍：闽、广之地，稻收再熟，人以为获而栽种，非也。予尝识永嘉儒者池仲彬，任黄州黄陂县主薄。询之，言其乡以清明前下种，芒种莳苗，一垄之间，稀行密莳。先种其早者，旬日后，乃复莳晚苗于行间。俟立秋成熟，刈去早禾，乃锄理培壅其晚者，盛茂秀实，然后收其再熟也。

　　明时，瑞安水稻品种甚多。弘治间（1488—1505），有白散、地暴、水棱、占城、软杆、百箭、白西、龙籼、磊晚、早糯、辨白、晚糯、红罗障、金裹银、金水糯、青糯等16个品种。到万历间（1573—1619），除上述品种外，还有乌散、八月白、白糯、黄糯、乌糯、矮糯、红芒、早棱、迟青、冷水糯、严州早、胭脂糯、缩头红、梅裹白、金成、赤芒、草鞋籼、香晚、晏白、黄稻、赤糯、柳叶糯、松花糯、山棱等品种。有些品种可能是同种异名，但是，稻种增多是事实，反映明代瑞安水稻生产的进步。由于温瑞一带水稻生产发展，这里已成为毗邻地区的粮食供给地。当时，台州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称：台、温二郡以所生之人，食所产之地，稻麦菽粟尚有余饶。宁波齿繁，常取足于台；闽福齿繁，常取给于温。皆以风帆过海。故台、温闭籴，则宁、福二地遂告急矣。

　　清代，瑞安水稻生产在温州地区举足轻重，以致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清帝在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折上谕旨道：沿海一带潮湿之区，米谷难于久贮，又山多田少，民间鲜有盖藏。温州则全赖平阳、瑞安，台州则惟持黄岩、太平等县所产之米贩运接济。这是瑞安历史上鲜有的最高统治者对本县农业生产的肯定。由于精耕细作，年成好时，瑞安塘河平原良田间作双季稻年亩产达三四百公斤，甚至五百公斤。汀田赵钧在《过来语》中记载：丁未（道光二十七年，1847），本年早、晚田谷俱大丰收。早季有亩田得谷三四百斤，并有四百余斤者。晚季亩田得谷七百余斤。与宋时相比，瑞安水稻年亩产翻一番。为保护农业生产，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、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、光绪元年（1875）、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其时的瑞安知县还屡立禁碑，严禁偷盗谷物。至清末，瑞安平原地区还采用绿萍作肥料，山区则用兽骨粉补磷。此外，还用蛎灰调节土壤酸性并除虫。

　　清末民国初，瑞安双季间作稻由塘河两岸向全县发展。至20世纪1940年代，瑞安水田耕作以双季间作稻为主。到1949年全县水田面积40.25万亩，其中双季间作稻面积占76.4%，单季稻占23.6%。从地区分布来看，平原区（莘塍、塘下、城区、仙降片区为多）以双季间作稻为主，半山区（陶山、马屿片区为多）单、双季稻兼有，山区（高楼、湖岭片区为多）以单季稻为主。一般年收成，平原区水稻年亩产200至300公斤，半山区150至200公斤，山区150公斤左右。

　　解放后，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，加以推广双季间作稻改为连作稻、矮杆良种及其它农业先进技术。从1949年至1977年，全县稻谷总产量由5.9万吨提高到19.1万吨。改革开放后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同时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及其它农业先进技术，瑞安水稻生产进入鼎盛时期，从1988年至1999年，全市稻谷总产量两创历史最好水平（1982年为28.9万吨，1991年为29.4万吨），其余年份的稻谷总产量也在23.1万吨至27.3万吨之间波动的较高水平。此后，随着全市耕地面积减少等原因，瑞安水稻生产持续滑坡。